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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河洛谶纬与刘歆(二)
来源：作者：admin时间：2020-06-26浏览次数：1107
武汉易学大讲堂学周易：
三、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
与谶纬的兴起及其思想内容相关，还有两个话题必须涉及，这就是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两个话题。其实此二者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在酝酿播衍之中。
前文的论述指出，在河洛受命传说中，本来包含着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期望。其实自春秋战国以来，在河洛受命传说之外，其他形式的预言中也出现过有关圣王与太平的主题。《史记•周本纪》载周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这在当时应是一个较有名的预言，是以在《秦本纪》、《封禅书》及《老子传》中又先后出现过，所言年数小有出入，如“十七岁”又作“七十七岁”、“七十岁”等稍异，但五百年大数都相同。这应该反映出人们期望有霸王者出世，结束诸侯纷争的乱局，使天下太平。稍后《孟子•公孙丑下》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又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所言已由圣王代替了太史儋所言霸王，自是儒家本色。考太史儋年世应略早于孟子，又为周室太史，其影响必大于孟子，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当承自太史儋。此预言影响及于后世，《大戴礼记•礼察》：“汤武能广大其德，久长其后，行五百岁而不失”，是以五百岁为历史运行盛衰的一个周期大数。故司马迁绍述之以自期：“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预言五百年的圣人大数又影响及于谶纬之内，如《尚书考灵曜》：“五百载，圣纪符，四千五百六十岁，精及天数，握命人起，河出图，圣受思。”(14)而且谶纬中进一步总结出圣人受命之“期”，或曰“期运”，如《论语撰考》：“河图将来，告帝以期。”(15)《春秋说题辞》：“《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推期运，明受命之际。”(16)这实际上是使圣人受命之期的预言抽象化为一般的律则，于是有此“期”或“期运”之说。
除孟子关于圣人五百年兴起的预言外，战国末邹衍则进一步抽象出五德终始循环论，即帝王之兴按五行相克的循环周期相代。值得注意的是，五德终始说中的帝王相代，必伴随有符应，所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应同》），如周文王时得火德，故“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吕氏春秋•应同》），按此帝王将兴伴有的祥瑞，与河图、洛书作为圣人受命祥瑞，其性质相当，而且文王赤乌丹书之祥亦见于纬书《尚书帝命验》、《尚书中侯》、《尚书中侯我应》等。
河洛受命圣王乃谶纬的一个主题，如从谶纬体系的性质结构而言，加上汉武尊儒的原因，又以孔子的圣人受命传说最为重要。儒家推尊孔子，如果从记载上追溯，记载列国大事的《左传》一书中，于昭公七年、哀公十四年及十六年，分别记载了孔子为圣人之后、西狩获麟及孔子卒三事，这是在史传经典上儒家开始对孔子尊奉有加。孔子圣人之后说在《论语》、《孟子》中发展为直称孔子本身为圣人。《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明谓获麟乃孔子圣人的瑞应，孔子亦由此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顺着《公羊传》的道路，进一步肯定获麟乃孔子圣瑞，并把“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说成孔子获麟之叹，孔子为此作《春秋》自见于后世。谶纬以这些记载为根据，再加以推衍，于是使孔子跻身河洛受命圣王之列，并且成为谶纬的制作者、阐释者及为汉帝制法的玄圣素王。
汉代谶纬中被神化的孔子圣人形象，其实在汉初以来的儒家著作中已可见其端绪。如《新语•明诫》：“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录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言御占图历之变，下衰（哀）风化之失，以匡衰盛，纪物定世，后无不可行之政，无不可治之民，故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观天之化，推演万世之类。”察其所引《易》文字同今本有异，最大差异乃“天出善道，圣人得之”，今《系辞上》作：“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处引《易》乃配合整段文字表达对圣人的期盼推崇。这里的圣人不仅可以“平四海”、“一风俗”、“纪物定世”，而且还可以占图纬星历，知阴阳变化，“推演万事之类”，故如此圣人不仅是春秋战国以来久已期盼的受命圣人，而且又接近于谶纬中被神化的受命圣人形象。《新语•本行》则谓孔子“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王利器解曰：“图录谓谶纬，然则谶纬之道，汉初人即谓其托始于孔子。”(17)即孔子已被视为谶纬的制作者与阐释者。继陆贾之后，董仲舒极称孔子，推之为“素王”（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认识都被谶纬所吸纳，并进一步作出自己的发展，即谶纬发挥儒家尊孔之义，侪孔子于古今帝王受命之列，并视孔子为古今圣王受命之集大成性代表，这是谶纬为推尊儒学而神化孔子所作出的最大贡献。究其由来，乃儒家利用了“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又相继加以推阐、引导，使长期以来有关圣王、太平的理想与祟儒尊孔之义结合起来，并在谶纬体系中发挥完成，亦从而为河洛传说作出最终总结。
出现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太平理想，反映了人们摆脱世乱和期望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渴求。查太平说在公羊家的思想理论中最有影响。《公羊传》有所谓“三世”，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何休则分《春秋》十二公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按《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是传文见“乱世”之明文，何休《解诂》所谓衰乱、升平、太平之说并非出《公羊传》本文，殆出于京房太平、升平、霸世所谓三世说(18)。查“太平”确为公羊家旧说，不始于何休，董仲舒已言，《春秋繁露•王道》：“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19)又如《汉书•儒林传》中公孙弘亦谓武帝已致“太平之原”。公羊家之外，汉代经师亦多言太平，如《诗•小雅•南有嘉鱼序》言“太平君子至诚”，《诗•小雅•南山有台序》言“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刘歆、郑玄为表彰《周官》，俱说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20)。如从汉代经师再往前溯，战国以来诸子多言太平者，如《尸子•仁意》：“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烛于玉烛，息于永风，食于膏火，饮于醴泉。”是太平之世有诸种祥瑞。《庄子，天道》谓：“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是乃道家对太平的极度推崇。《吕氏春秋•大乐》：“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此相当于儒家治致太平乃制礼作乐之说。儒家已把太平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所以太平不仅仅为公羊家旧说，《大学》已结合道德修为修齐治平之说，把天下平视为儒者向往的最高境界，《孟子•尽心下》则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应是儒家理想对世道追求的一种回应。其他如《淮南子》的《俶真》、《泰族》等亦论及太平。太平理想在汉人中议论最多，如《论衡》的《是应》载儒者论太平瑞应，《自然》亦曰：“太平之应，河出图，洛出书。”明确把“河出图，洛出书”说为太平之世的瑞应。“致太平”则成为《太平经》一书的思想出发点(21)。综之，自战国迄汉代，太平理想在诸家思想中传衍颇广，其中较早且又较系统予太平境界以推阐者，可举《韩诗外传》，其书卷三曰：
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事备乎下，天道应平上。故天不变经，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暑。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国用。故国有所安，地有所主。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揖，以通四方之物，使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余衍之财有所流。故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虽遭凶年饥岁，禹汤之水旱，而民无冻饿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转尸，夫是之谓乐。 待续
三、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
与谶纬的兴起及其思想内容相关，还有两个话题必须涉及，这就是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两个话题。其实此二者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在酝酿播衍之中。
前文的论述指出，在河洛受命传说中，本来包含着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期望。其实自春秋战国以来，在河洛受命传说之外，其他形式的预言中也出现过有关圣王与太平的主题。《史记•周本纪》载周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这在当时应是一个较有名的预言，是以在《秦本纪》、《封禅书》及《老子传》中又先后出现过，所言年数小有出入，如“十七岁”又作“七十七岁”、“七十岁”等稍异，但五百年大数都相同。这应该反映出人们期望有霸王者出世，结束诸侯纷争的乱局，使天下太平。稍后《孟子•公孙丑下》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又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所言已由圣王代替了太史儋所言霸王，自是儒家本色。考太史儋年世应略早于孟子，又为周室太史，其影响必大于孟子，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当承自太史儋。此预言影响及于后世，《大戴礼记•礼察》：“汤武能广大其德，久长其后，行五百岁而不失”，是以五百岁为历史运行盛衰的一个周期大数。故司马迁绍述之以自期：“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预言五百年的圣人大数又影响及于谶纬之内，如《尚书考灵曜》：“五百载，圣纪符，四千五百六十岁，精及天数，握命人起，河出图，圣受思。”(14)而且谶纬中进一步总结出圣人受命之“期”，或曰“期运”，如《论语撰考》：“河图将来，告帝以期。”(15)《春秋说题辞》：“《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推期运，明受命之际。”(16)这实际上是使圣人受命之期的预言抽象化为一般的律则，于是有此“期”或“期运”之说。
除孟子关于圣人五百年兴起的预言外，战国末邹衍则进一步抽象出五德终始循环论，即帝王之兴按五行相克的循环周期相代。值得注意的是，五德终始说中的帝王相代，必伴随有符应，所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应同》），如周文王时得火德，故“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吕氏春秋•应同》），按此帝王将兴伴有的祥瑞，与河图、洛书作为圣人受命祥瑞，其性质相当，而且文王赤乌丹书之祥亦见于纬书《尚书帝命验》、《尚书中侯》、《尚书中侯我应》等。
河洛受命圣王乃谶纬的一个主题，如从谶纬体系的性质结构而言，加上汉武尊儒的原因，又以孔子的圣人受命传说最为重要。儒家推尊孔子，如果从记载上追溯，记载列国大事的《左传》一书中，于昭公七年、哀公十四年及十六年，分别记载了孔子为圣人之后、西狩获麟及孔子卒三事，这是在史传经典上儒家开始对孔子尊奉有加。孔子圣人之后说在《论语》、《孟子》中发展为直称孔子本身为圣人。《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明谓获麟乃孔子圣人的瑞应，孔子亦由此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顺着《公羊传》的道路，进一步肯定获麟乃孔子圣瑞，并把“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说成孔子获麟之叹，孔子为此作《春秋》自见于后世。谶纬以这些记载为根据，再加以推衍，于是使孔子跻身河洛受命圣王之列，并且成为谶纬的制作者、阐释者及为汉帝制法的玄圣素王。
汉代谶纬中被神化的孔子圣人形象，其实在汉初以来的儒家著作中已可见其端绪。如《新语•明诫》：“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录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言御占图历之变，下衰（哀）风化之失，以匡衰盛，纪物定世，后无不可行之政，无不可治之民，故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观天之化，推演万世之类。”察其所引《易》文字同今本有异，最大差异乃“天出善道，圣人得之”，今《系辞上》作：“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处引《易》乃配合整段文字表达对圣人的期盼推崇。这里的圣人不仅可以“平四海”、“一风俗”、“纪物定世”，而且还可以占图纬星历，知阴阳变化，“推演万事之类”，故如此圣人不仅是春秋战国以来久已期盼的受命圣人，而且又接近于谶纬中被神化的受命圣人形象。《新语•本行》则谓孔子“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王利器解曰：“图录谓谶纬，然则谶纬之道，汉初人即谓其托始于孔子。”(17)即孔子已被视为谶纬的制作者与阐释者。继陆贾之后，董仲舒极称孔子，推之为“素王”（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认识都被谶纬所吸纳，并进一步作出自己的发展，即谶纬发挥儒家尊孔之义，侪孔子于古今帝王受命之列，并视孔子为古今圣王受命之集大成性代表，这是谶纬为推尊儒学而神化孔子所作出的最大贡献。究其由来，乃儒家利用了“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又相继加以推阐、引导，使长期以来有关圣王、太平的理想与祟儒尊孔之义结合起来，并在谶纬体系中发挥完成，亦从而为河洛传说作出最终总结。
出现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太平理想，反映了人们摆脱世乱和期望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渴求。查太平说在公羊家的思想理论中最有影响。《公羊传》有所谓“三世”，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何休则分《春秋》十二公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按《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是传文见“乱世”之明文，何休《解诂》所谓衰乱、升平、太平之说并非出《公羊传》本文，殆出于京房太平、升平、霸世所谓三世说(18)。查“太平”确为公羊家旧说，不始于何休，董仲舒已言，《春秋繁露•王道》：“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19)又如《汉书•儒林传》中公孙弘亦谓武帝已致“太平之原”。公羊家之外，汉代经师亦多言太平，如《诗•小雅•南有嘉鱼序》言“太平君子至诚”，《诗•小雅•南山有台序》言“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刘歆、郑玄为表彰《周官》，俱说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20)。如从汉代经师再往前溯，战国以来诸子多言太平者，如《尸子•仁意》：“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烛于玉烛，息于永风，食于膏火，饮于醴泉。”是太平之世有诸种祥瑞。《庄子，天道》谓：“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是乃道家对太平的极度推崇。《吕氏春秋•大乐》：“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此相当于儒家治致太平乃制礼作乐之说。儒家已把太平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所以太平不仅仅为公羊家旧说，《大学》已结合道德修为修齐治平之说，把天下平视为儒者向往的最高境界，《孟子•尽心下》则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应是儒家理想对世道追求的一种回应。其他如《淮南子》的《俶真》、《泰族》等亦论及太平。太平理想在汉人中议论最多，如《论衡》的《是应》载儒者论太平瑞应，《自然》亦曰：“太平之应，河出图，洛出书。”明确把“河出图，洛出书”说为太平之世的瑞应。“致太平”则成为《太平经》一书的思想出发点(21)。综之，自战国迄汉代，太平理想在诸家思想中传衍颇广，其中较早且又较系统予太平境界以推阐者，可举《韩诗外传》，其书卷三曰：
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事备乎下，天道应平上。故天不变经，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暑。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国用。故国有所安，地有所主。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揖，以通四方之物，使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余衍之财有所流。故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虽遭凶年饥岁，禹汤之水旱，而民无冻饿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转尸，夫是之谓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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