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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河洛谶纬与刘歆（三）

来源：作者：admin时间：2020-06-26浏览次数：1107

武汉易学大讲堂学周易：
    据此所言，太平之世乃是天人合和，政治清明，百姓众庶各安其生的和平富庶之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关于天地瑞应讲得相对较少，而是注重讲政治人事上的合理举措及其带给社会民生的安宁富足，因此这里所说乃是一幅现实具体的太平盛世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众庶百姓的理想期盼。考战国秦汉之际的太平说，有儒家与阴阳家之别。儒家太平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方案，人事举措，目标在政通人和。阴阳家太平主要是由天地瑞应与四时和气编织而成的天人感应图景，强调的是阴阳和合。后来纬书中所言太平在很大程度上富有阴阳家色彩。上引《韩诗外传》所言显然以儒家为主而吸收了阴阳家思想，并反映了众庶百姓的政治期盼与社会理想。秦汉国家也已把太平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目标，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碣石刻石：“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会稽刻石：“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汉武帝时也招致儒术之士，“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汉书•田蚡传》）。总之，太平至少应是战国以来人们要求摆脱乱世、获得安宁富足生活的理想渴求，也曾作为预言传世，并为谶纬所吸纳，如《易纬通卦验》曾言“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22)，此类用例甚多，不一一列举。
    以上论述说明，从春秋战国以来，与河图、洛书预言相伴流行的，还有其他关于圣人受命、太平降临等形式的预言。这些提供了谶纬形成的社会思潮基础，也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料。而从刘歆赋予河图、洛书以明确的内涵阐释之后，谶纬之形成应该由此正式启动。此前长期流行的以河图、洛书预言为核心，包括相关如圣人受命、太平盛世等形式的理想、预言，也作为附和因素汇聚在共同的思想体系之内，结胎成型。这是在探讨秦汉之际《河图》、《洛书》早期谶纬形成过程时，应从社会思想及学术文化自身发展方面，特别给予关注的焦点。
四、刘歆与河洛谶纬及其影响
    河图、洛书乃是象征圣人受命和太平理想的典型预言形式。这些预言、传说的积累，启发诱导秦汉之际早期谶纬河洛之学的产生。对具有预言性的河洛传说的总结整理，不仅是为记忆和重现那段历史，更主要的是为对目下的社会政治有所借鉴，尤其是对汉代摈弃秦代暴政、直承三代文化传统，意义极大。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谶纬河洛体系的形成，也是春秋战国以来以河洛传说为代表的社会思潮长期传衍的一种延续，并从思想资料上丰富了今文经学的知识内容。历来只注意到刘歆作为古文家的一面，忽略了刘歆所学最初本为今文学的事实。因为根据《汉书•五行志》，刘歆堪称西汉阴阳五行灾异之学的大家。刘歆后因发现古文诸经，为传播弘扬之而致力于古文诸经的研究表彰，于是在学术上发生转向，并从此跻身古文学家的行列。但若追溯今文谶纬河洛之学的形成，刘歆的开启之功不可没。因为他对河图、洛书内涵意义的明确阐释，为谶纬之学提供了进一步生发推演的知识理论基础。刘歆所言伏羲八卦和大禹洛书，系从圣王传统和天启文明的角度，构筑起河洛受命说的基本框架，此后汉代河洛说的推演变化大要不出其既定框架。郑玄的古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绍述刘歆而来，这在《周官》的反映上最为明显。既然刘歆与今文谶纬的关系如此，那么，郑玄注经兼取今文、崇信谶纬的学术取向亦不足为奇。现在的问题是，《汉书•五行志》仅用“刘歆以为”道明河图、洛书的内涵意义乃由刘歆作出，却未说明刘歆的根据何在，这仍为后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今本《尚书》孔传也对河图、洛书意义作出解释，所言与刘歆相同。但要注意的是，第一，《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仅“河图，八卦是也”一句简单的话，至《尚书》孔传乃详言伏羲得《河图》、大禹得《洛书》之事，因此，孔传所言是否就是孔安国所言，尚难断言；第二，孔传与孔安国的关系至今尚无法考明，因此很难说是刘歆完全承自孔安国之说；第三，因为《汉书•五行志》已明言“刘歆以为”，那么至少班固认为这种河图、洛书的解释出自刘歆，至于刘歆之前的渊源何在，班固也不清楚，问题至此再无法前溯。
    近年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出土(23)，似为人们认识河图、洛书的古老传说提供了考古实物上的可能性参照。出土时玉版夹在玉龟的腹甲与背甲之间，它为纬书中“元龟衔符”、“元龟负书”之说，提供了可供理解的参证。玉版上刻有图，从而使纬书中“河图玉版”之说似有端倪可寻。玉版边缘上刻有不同数目的圆孔，其数的排列顺序依次为4、5、9、5，研究者认为数的排列顺序合于“太一下行八卦九宫，每四乃还于中央”的说法，并推测含山所出玉龟和玉片有可能是远古洛书和八卦(24)。其实河图与洛书二者按《汉书•五行志》之说，本应有别，即河图乃八卦，洛书为九畴，内涵上相互有异，在宋儒则有九图十书与十图九书之辨(25)。因此对含山玉龟与玉版究竟为河图洛书中何者，应有较清楚的界定。如果玉版刻图确如论者所言乃原始八卦(26)，则玉龟所衔并非洛书九畴，而是河图八卦。当然，纬书中也有“大龟负图”之类的说法，但一般而言，纬书中图、书还是有别的，如《尚书帝命验》：“河龙图出，洛龟书威”(27)，《孝经左契》：“天龙负图，地龟出书”(28)，都与《五行志》之说相合。有的研究者又指出，所谓河图、洛书表现的只是两个不同的布数过程，二者分别代表五、十图数的两幅图，玉版中心的八角把二者融为一体，并断言这两幅五、十图书应统统归为“洛书”，至于真正的“河图”乃是“太极图”，与这类五位九宫图无关(29)。按刘歆对图、书的解释，应该有其根据，很可能是其时较为流行的看法，只不过由刘歆正式提出。此外，含山玉龟、玉版的出土也可能对我们理解河图、洛书的古老传说有某种启发，只是这一切还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为至今还没有可以为人完全信从的解释。
    在《汉书•五行志》所载河图八卦与洛书九畴的说解中，关于河图八卦，在早期记载中几若无可质证，而洛书九畴则可见若干记载上的线索。如：
    禹锡玄珪，告厥成功。（《尚书•禹贡》）
    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洪范》）
    按《尚书》所言应为禹赐洛书说的传说原型。玄珪者，禹治水成功天所赐玉版，纬书中即如此记，如《尚书璇玑钤》：“禹开龙门，导积石，出玄珪，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30)《河图挺佐辅》：“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宝文大字锡禹。”(31)按天赐禹玄珪应是赐禹洛书九畴的异闻，“宝文大字”或即《五行志》所谓“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化出。又《庄子•天运》：“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按“六极五常”乃《洪范》九畴之九“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九洛之事”应即洛书九畴(32)。又“顺之则治，逆之则凶”，即《洪范》之“彝伦攸叙”、“彝伦攸斁”。《天运》所述即承《洪范》而来。另，“此谓上皇”，疑“上皇”即伏羲，如郑玄《诗谱序》：“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孔疏：“上皇，谓伏羲。”上皇之称又见于《楚辞•九歌》，王逸注谓东皇太一；五臣注曰：“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伏羲在《月令》为东方之帝，在方位上与东皇太一合(33)。那么，伏羲上皇之称似可追溯及战国之世，与《庄子•天运》的时代相近。这样，《天运》所述以洛书九畴传说为主，隐微之间又可见伏羲河图之事的端倪，或者说伏羲河图传说附于洛书九畴之下流传。以上据《尚书》与《庄子》所言，可以考见刘歆所述河图、洛书之义当前有所承，只不过在传衍过程中有某些不确定的因素，至刘歆时基本成型，故其后汉人说河图、洛书皆如刘歆所言。
    综之，刘歆原本今文造诣深厚，又于古文诸经的表彰发明之功甚巨。因此，其在各方面的影响应该注意，特别是历来几乎为人忽略的、其对今文谶纬河洛之学的开启之功，尤有必要特予提出加以关注。因为其事不仅是汉代谶纬及经学发展上的枢机关键，而且对研究理解相关的经学现象极具启发意义。要解读郑玄兼取今文、崇信谶纬的学术取向，刘歆与谶纬河洛之学的关系就是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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