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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河洛谶纬与刘歆（一）
来源：作者：admin时间：2020-06-26浏览次数：1114
武汉易学大讲堂学周易：
与此类消极谶语相对，还应有积极性预言，即能满足人们对未来希望的那种预言，希望能有圣人王者出而收拾残局，还天下以太平、安宁与繁荣。因此，就谶语本身的内容而言，它可能是荒谬的，但由于它担负着满足人们某种心理预期的社会现实功能，因而它是必需的。至于谶在谶纬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可举一事明之。《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因见“图纬虚妄”，遂上书请予禁绝；然其通篇内容，或言“谶”、“谶书”、“图谶”，而绝不及“纬”之一字，谶在谶纬体系中的代表意义，由此可知。
二、河洛受命传说与谶纬
由谶纬的话题必然要引出与之紧密相关的河洛受命传说，它在先秦迄汉代是传播较广又备受人们关注的传说主题。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西周末直至秦汉之际的衰乱积弊，应是河图、洛书传说产生传衍的社会根源。从春秋战国直至汉代，河图、洛书作为一较有影响的传说长期行世，后发展为汉代关于圣王河洛受命的新天命说模式。它具有政治乃至文化上的重要影响意义，在汉代的学术思想中备受关注。为便于分析，现仅据截至汉初的文献记载所见，搜寻其例于下：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⑧
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墨子•非攻下》）
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管子•小匡》）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
老子曰：至德之世……河出图，洛出书。（《文子•道德》）
姬氏之兴，河出绿图。……殷灭，周人受之，河出圆图也。（《随巢子》）⑨
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吕氏春秋•观表》）
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椰……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记•礼运》）
圣人有国……洛出服（符），河出图。（《大戴礼记•诰志》）
河出图，洛出书，因是之道，寄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新语•慎微》）
古者至德之世，……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淮南子•俶真》）
大哉关雎之道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韩诗外传》卷五）
臣闻五帝神圣，……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汉书•晁错传》） 在先秦及汉初的记载中，能较多见到“河出图，洛出书”这类陈述，并无进一步的解释，但若联系其上下文，可以发现河图、洛书与圣人明王、至德盛世或诸种祥瑞灵异之物相关，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它是圣王或至德盛世降临前后的一种征兆瑞应。此后大约在西汉中后期，河图洛书传说引起汉儒的关注，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宋蔡元定指出：“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赐禹。”⑩他指出河图、洛书与伏羲、大禹的关系，乃由汉孔安国等人最初明确指示。按：
河图，八卦是也。（《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11)
河图，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尚书•顾命》孔传）
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尚书•洪范》孔传）
《汉书•五行志上》：“刘歆以为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即认为《河图》乃伏羲八卦，《洛书》为禹治水所赐洪范九畴，《五行志》并指《尚书•洪范》所述九畴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汉儒所言不知何据，但这却是汉儒关于河图洛书的明确看法。汉儒又根据自己的这种理解，构筑起以其所谓河图洛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思想体系，《汉书•五行志上》：“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今文学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导，比傅演说《春秋》灾异及《洪范》征应而成所谓天人之学。虽然今文阴阳五行之学的开创者为董仲舒，但刘向、歆父子则继起为中坚，二人俱治《春秋》及《洪范》五行。《汉书•五行志》集汉代今文学五行说大成，其中载刘向、歆父子推演灾异一百八十二事，言论二百二十六则，为《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夏侯胜、京房诸人所不及，可见刘歆本为今文学者(12)。虽然刘歆本为今文经学家，但后来因表彰研治古文诸经而在学术上有所转变，乃至在学术史上主要被视为古文经学家。按《汉书•五行志》所言，汉儒关于河图洛书内涵的阐释，主要由刘歆作出，因而刘歆对汉代今文阴阳五行体系的构筑，其功实为董仲舒之后第一人。他利用先秦以来“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并通过自己的诠释，使蕴蓄于河图洛书内的天人感应式受命理论被发扬出来，由是汉儒融合《周易》阴阳、《洪范》五行及《春秋》灾异为一炉，构筑起今文阴阳五行化的所谓天人之学。同样受其启发，谶纬河洛之学转而大盛。河图洛书本是圣人受命的天降瑞应，它同时必然包含天下太平、世道清明的内涵，这原本是长期以来衰世之中人们的期盼。经刘歆之徒的推阐，不仅使河图洛书具有明确的意义内涵，更重要的是它为谶纬之中的圣王受命提供了模式化的基本依据。此外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跻身河洛圣王受命的行列，这是今文经学与谶纬结合的最大成果。可以说，河洛受命说既是春秋战国以来广为传播的一则神话，又是期盼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则原始预言。同时，它也为丰富汉代的经学思想内容，提供了可资取用的材料。
关于谶纬文献的形成演变，陈槃早就指出，《河图》、《洛书》之出在先，由《河图》、《洛书》更滋生《易》、《书》、《诗》、《礼》、《春秋》等纬书。后有学者沿此思路进一步明确指出，谶纬文献按出现的时间划分，可分为《河图》、《洛书》和“七经纬”。《河》、《洛》为出现于秦汉之间的早期谶纬文献形式，其中儒家思想的色彩淡薄。“七经纬”则晚于《河》、《洛》，产生于西汉五经被确立为官学之后，是以经学附庸的面貌出现的谶纬文献形式(13)。这种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反映了谶纬文献形成的先后次第，值得参考。还应指出的是，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直接与刘歆对河图、洛书意义内涵的明确阐发相关，是刘歆的启发极大地推动了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如果再追溯其源，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广为流传的河洛受命神话，充分反映了衰世之中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的一种期盼，那么，从此角度而言，河洛受命传说乃是为满足人们期盼而被世人制造出来的一个预言，而这正是所谓的“谶”。因此，若溯及汉代谶纬的起源原因，理应考察其前较早流传的相关谶语预言形式。待续
与此类消极谶语相对，还应有积极性预言，即能满足人们对未来希望的那种预言，希望能有圣人王者出而收拾残局，还天下以太平、安宁与繁荣。因此，就谶语本身的内容而言，它可能是荒谬的，但由于它担负着满足人们某种心理预期的社会现实功能，因而它是必需的。至于谶在谶纬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可举一事明之。《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因见“图纬虚妄”，遂上书请予禁绝；然其通篇内容，或言“谶”、“谶书”、“图谶”，而绝不及“纬”之一字，谶在谶纬体系中的代表意义，由此可知。
二、河洛受命传说与谶纬
由谶纬的话题必然要引出与之紧密相关的河洛受命传说，它在先秦迄汉代是传播较广又备受人们关注的传说主题。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西周末直至秦汉之际的衰乱积弊，应是河图、洛书传说产生传衍的社会根源。从春秋战国直至汉代，河图、洛书作为一较有影响的传说长期行世，后发展为汉代关于圣王河洛受命的新天命说模式。它具有政治乃至文化上的重要影响意义，在汉代的学术思想中备受关注。为便于分析，现仅据截至汉初的文献记载所见，搜寻其例于下：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⑧
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墨子•非攻下》）
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管子•小匡》）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
老子曰：至德之世……河出图，洛出书。（《文子•道德》）
姬氏之兴，河出绿图。……殷灭，周人受之，河出圆图也。（《随巢子》）⑨
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吕氏春秋•观表》）
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椰……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记•礼运》）
圣人有国……洛出服（符），河出图。（《大戴礼记•诰志》）
河出图，洛出书，因是之道，寄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新语•慎微》）
古者至德之世，……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淮南子•俶真》）
大哉关雎之道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韩诗外传》卷五）
臣闻五帝神圣，……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汉书•晁错传》） 在先秦及汉初的记载中，能较多见到“河出图，洛出书”这类陈述，并无进一步的解释，但若联系其上下文，可以发现河图、洛书与圣人明王、至德盛世或诸种祥瑞灵异之物相关，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它是圣王或至德盛世降临前后的一种征兆瑞应。此后大约在西汉中后期，河图洛书传说引起汉儒的关注，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宋蔡元定指出：“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赐禹。”⑩他指出河图、洛书与伏羲、大禹的关系，乃由汉孔安国等人最初明确指示。按：
河图，八卦是也。（《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11)
河图，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尚书•顾命》孔传）
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尚书•洪范》孔传）
《汉书•五行志上》：“刘歆以为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即认为《河图》乃伏羲八卦，《洛书》为禹治水所赐洪范九畴，《五行志》并指《尚书•洪范》所述九畴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汉儒所言不知何据，但这却是汉儒关于河图洛书的明确看法。汉儒又根据自己的这种理解，构筑起以其所谓河图洛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思想体系，《汉书•五行志上》：“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今文学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导，比傅演说《春秋》灾异及《洪范》征应而成所谓天人之学。虽然今文阴阳五行之学的开创者为董仲舒，但刘向、歆父子则继起为中坚，二人俱治《春秋》及《洪范》五行。《汉书•五行志》集汉代今文学五行说大成，其中载刘向、歆父子推演灾异一百八十二事，言论二百二十六则，为《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夏侯胜、京房诸人所不及，可见刘歆本为今文学者(12)。虽然刘歆本为今文经学家，但后来因表彰研治古文诸经而在学术上有所转变，乃至在学术史上主要被视为古文经学家。按《汉书•五行志》所言，汉儒关于河图洛书内涵的阐释，主要由刘歆作出，因而刘歆对汉代今文阴阳五行体系的构筑，其功实为董仲舒之后第一人。他利用先秦以来“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并通过自己的诠释，使蕴蓄于河图洛书内的天人感应式受命理论被发扬出来，由是汉儒融合《周易》阴阳、《洪范》五行及《春秋》灾异为一炉，构筑起今文阴阳五行化的所谓天人之学。同样受其启发，谶纬河洛之学转而大盛。河图洛书本是圣人受命的天降瑞应，它同时必然包含天下太平、世道清明的内涵，这原本是长期以来衰世之中人们的期盼。经刘歆之徒的推阐，不仅使河图洛书具有明确的意义内涵，更重要的是它为谶纬之中的圣王受命提供了模式化的基本依据。此外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跻身河洛圣王受命的行列，这是今文经学与谶纬结合的最大成果。可以说，河洛受命说既是春秋战国以来广为传播的一则神话，又是期盼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则原始预言。同时，它也为丰富汉代的经学思想内容，提供了可资取用的材料。
关于谶纬文献的形成演变，陈槃早就指出，《河图》、《洛书》之出在先，由《河图》、《洛书》更滋生《易》、《书》、《诗》、《礼》、《春秋》等纬书。后有学者沿此思路进一步明确指出，谶纬文献按出现的时间划分，可分为《河图》、《洛书》和“七经纬”。《河》、《洛》为出现于秦汉之间的早期谶纬文献形式，其中儒家思想的色彩淡薄。“七经纬”则晚于《河》、《洛》，产生于西汉五经被确立为官学之后，是以经学附庸的面貌出现的谶纬文献形式(13)。这种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反映了谶纬文献形成的先后次第，值得参考。还应指出的是，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直接与刘歆对河图、洛书意义内涵的明确阐发相关，是刘歆的启发极大地推动了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如果再追溯其源，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广为流传的河洛受命神话，充分反映了衰世之中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的一种期盼，那么，从此角度而言，河洛受命传说乃是为满足人们期盼而被世人制造出来的一个预言，而这正是所谓的“谶”。因此，若溯及汉代谶纬的起源原因，理应考察其前较早流传的相关谶语预言形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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