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经 之 理

    毫不奇怪，所有事物都有自己来临时间和理由，西方人叫做因果律，我们称之定数。原始人没有发明青铜，是因为篝火上不可能熔化矿石，纪元前三千年前后，人类才发明了铁，因为有了可达1500℃的炉子。《易经》以讲变化著称，当然是在一个剧烈震荡时期崭露的头角。《国语·周语》记载：
    幽王三年，西周三山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诗经·十月之交》也描述了一场令人震惊的自然变化：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旧结构解体，新因素组合，诸侯兴起，天子失势，卿大夫起来，诸侯又沦落。仅春秋之际，短短240年间，大小战争297次，弑君36，亡国51。无数世家公侯，或陵夷废灭，或降为皂隶。昔日贱臣庶人却角逐舞台。一切都在颠倒、动摇,变革的观念浸润人心。
    郭沫若说：“在《易经》和《易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变革的时期：便是《易经》是由原始公社制度变为奴隶制的产物；《易传》是由奴隶制度成为封建制时的产物。第一个变革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东周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编》）
    持续不断地大灾变、大动荡、大改组，迫使无论是为王的胜者，还是为寇的败者，都不得不仰望苍天，要问一句，这究竟是为什么？！
   上古之时，东方大陆和地中海沿岸，都曾被滔天的大洪水浸袭！《易经》以天人合一的道理，使先祖们拯救了自己，大禹治水，九年功成，信的是人而不是神！
    而西方的《圣经》却记载了一叶飘荡的方舟，诺亚束手无策地等待那只衔来橄榄枝的鸽子。耶和华许愿拯救大家！于是人们祈祷，这声音穿透了两千年时空，还在继续下去，甚至盖过了隆隆驶向火星的飞船声。
    奇怪的是，今天的西方并不将讲神的《圣经》视为迷信，美国国会开会前，先要由牧师带领议员们祈祷，而美国历届总统在就职演说结尾时,必然要祷告上帝:“愿上帝保佑美国。”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东方讲理的《易经》总是遭人误解，一次又一次地被戴上“封建迷信”的帽子。最让人纳闷的是，不少高举批判的武器的人，甚至从未读过《易经》.
   《易经》是带着传达天道的胎记问世的！在它成为官学之前，各国卿大夫早已在传诵和研习了。《左传》颇多记载，如“晋师救郑”，知庄子引用《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否臧凶”，并评论说“此师殆哉！”又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引《周易·蛊卦》：“女惑男，风落山。”
   当时，几乎所有的易学家都在讲阴阳灾异，如董仲舒《春秋阴阳》、刘向《洪范五行》；以及《齐诗》中“四始五际”，《礼记》中“明堂阴阳”；孟喜、京房卦气说更是出众，它能作出一种计算，把阴阳灾异说得毫厘不爽。为什么大家不顾《易经》中占主导地位的哲理，而特别看中象数呢？因为那个特定的时代，人们需要阴阳灾异思想来指导生活，特别是对王权进行调节。
    但是仅仅作为一部占筮书，《易经》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了。三易中，周易独存，根本原因在于周人将筮道哲理化而著《易象》①，孔子整理《易象》为十翼，附诸《周易》，恰恰迎合了诸子百家寻觅理论根源的客观需要，所以《连山》、《归藏》相继亡佚，《周易》则因与“十翼”合并而托庇传世。
    当时人们认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吉、凶、悔、吝四种判断，都失之于粗糙、模糊！人们要求给予详尽解释，要求说出极深研几的道理；要求从知道是什么？跃升到知道为什么？要求从盲目信仰进步到理性思考！于是孔子归纳、提炼的哲理，在淡忘中重新得到重视！
    其实，《易经》有着两付面孔：
    一付是占筮的，“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汉书·艺文志》）
    另一付是哲理的，“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汉书·儒林传》）
    《易经》的哲学思想，被称为义理。一般义指卦名、卦辞、爻辞的含义、意义；理，指《易经》的原理、道理。义含有理的成份，理又是义的展示，所以本书合而论之，统称为理。以下范畴，人们阐述得最多：
    太极、太虚、有无、虚实、乾坤、阴阳、天·地·人、时位、道器、理气、心物、体用、显微、刚柔、动静、神化、感应、始终、往复、常变、名实、知行、性情、纲常、德诚、中正、教化、政治……等等。
    这就包括了关于世界本原、天人之学、自然哲学、人文科学、占筮之学五个方面内容，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易理。作者认为，从大的方面看，《易经》的理，仅仅两种而已：
    其一为本体之理。作为大道之源的《易经》之理，必然是象、数、理统一的理，是它本身具有的整体和局部相统一的理，而决不是外在楔入之理。
    其二为载体之理。指各家借《易经》为载体，来解《易》、注《易》，阐述自己的一套学说，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数千年，易学已成一条兼收并蓄的汪洋大河，每个时期都有人泛舟放歌，乐此不倦。这种是“流”而非“源”的理，便是载体之理。

一、本体之理
   《易》之“经”，四千九百余字；《易》之“传”,近两万字；两者相合共二万四千二百零七字。
    起初包牺氏示象，继而文王演辞，最后孔子说理，锤炼磨砺数千年，于是象、数、理融汇贯通，一体三元，不可偏颇。
但关于《易经》的第一个争端，偏偏就发生在各持一端之言上，进而分出象数派和义理派来，以后又各自发展，史称两派六宗。
汉魏王弼率先扫象，提出：
    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周易略例·明象》
   他认为“意”才是最终目标，象与言只是所凭借的过程。象必须随用随忘，随取随遣，常保无执无累的心，抛除“言”、“象”的粘滞与牵绊，才能达到意的领悟，这便是所谓的“忘”。
   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年）却主张不可偏废象数，不象同代程颐那样，一口咬定说，《易经》是一本纯粹谈“理”的书，卦、爻辞中明确表达了“理”。他对王弼的高论感到困惑：
   圣人要说理，何不就理上剖判说？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晓？又何不别作一书，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朱熹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偏重于理，但不丢弃象数，认为《易经》有两套语言：筮法语言和哲学语言。其所提出的范畴、命题亦是如此。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象数有形可见，是为形而下；义理隐含在象数之中，是为形而上。但是形而上的义理，必须借助形而下的象数才能表现出来。犹如战场上，子弹击毙敌人，必须借助武器，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有一个例子，似乎能说明这一点，我们都吃过洋葱，洋葱一层皮接一层皮紧紧裹着，你说哪些是它的内容？哪些又是它的形式？在家庭主妇的刀下，形式和内容也没有分开，甚至一锅煮了。的确，形式和内容有时根本就是一回事！
   我们注意观察电视节目，如儿童类，你能不重视形式吗？形式的突破，往往为内容的充分表达，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优秀节目，都是在形式上找到了突破口！当然一些歌星们刻意追求形式，又近乎滥觞。
   以前中国商品不注重包装，很多好东西只能在国外摆地摊。外国人重新包装后却发了大财！现在基本上适应了国际市场要求。你能说形式不重要吗？
   易学权威金景芳教授认为：
   易兼象数义理，象寓于卦而数生于蓍，象为易之体，数为易之用。象有奇偶，数分天地，是象中有数，数中有象，象可生数，数还成象，交参互入，如环无端。象数为显者，义理为隐者。数（筮）、象卦为易的形式，义理（思想）为易的内容。易的 本质特点，就是用象数表达义理。
   这番话应属公论！下面我们论述《易经》的本体之理与载体之理。
   《易经》本体之理，可分为三个系统：
   其一为卦意系统（指卦名、卦辞、爻辞显示的理）。
   其二为结构系统（指卦序、层次、变化、整体、局部显示的理）。
   其三为解经系统（指十翼对经的阐述之理）。
  （1）卦意系统  《易经》中共有卦辞、爻辞４５０条，分为四类：
   记事97条；
   取象188条；
   说事141条；
   断占377条；
   前三类都是为了断占服务的，反映了古人力求在认识过程中，让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统一。
  （2）结构系统  《易经》的结构非常奇特，首先是最基础的“—、“--”符号，它不代表任何具体的内容，却又偏偏可以代表任何具体的内容，这种空灵的无可无不可境界，正是古人所追求的。
   唐孔颖达认为万物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其运动变化来源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乾纯阳，坤纯阴，他从六十四卦结构上，发现了阴阳之理，认为《易》六十四卦，分上下两篇，体现阴阳之理，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上篇之终为坎离二卦，代表日月阴阳，下篇之终，即济、未济、象征阴阳变化。下篇开始，咸、恒两卦，象征男女夫妇之道。
   另外从爻位的变化、卦象的形式，又显示出：１、矛盾运动观；２、变化发展观；３、循环反复观。
   从整体来看，又显示出：序列原理、分层原理、对称原理、对待原理、二元矩阵原理、网络原理、整体原理、渗透原理、全息原理等等。
 （3）解经系统  《易经》的“传”部分，又称“十翼”，它们是：《彖辞》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上下、《系辞》上下、及《说卦》、《序卦》、《杂卦》，这是易学史上对《易经》所作的最早，而且是最有权威性的解释和阐述。
   《彖传》对六十四卦卦名、卦象、卦义、卦辞的解释；
   《象传》释上下两经卦之象，并专阐一套人法卦象之义，其中《小象》部分则释每卦六爻的爻象、爻辞；
   《文言》推衍乾、坤两卦的卦名、卦象、卦义、卦辞、爻辞的道理；
   《系辞》则论述卦之系以卦辞、爻之系以爻辞的总体思想内涵，及《易经》总体思想和用易之法，乃《易经》之通论；
   《说卦》则论述罗列了八卦基本卦象及推衍卦象；
   《序卦》论述了六十四卦所以如此排列的义理；
   《杂卦》以两两相对之卦分组，杂论各卦的卦象、卦义。
    以上诸篇通过各有侧重点的论说，对《易经》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而构筑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

二、载体之理
    自从汉魏王弼以老解易，首创义理学派之后，说易之书，灿若星河；百家之言，各称其是。这些易河上泛舟放歌者的“理”，主要以“注”、“传”、“解”等形式出现。
    其实，王弼发难的真正企图，是要建立一个高贵无比的玄学体系。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族孙，他家学渊博，英气逼人，自觉有使命在身。在这个对外否定权威，对内觉醒个性的时代，王弼关心的已不再是《易经》本身，而是已逐渐成为主流思潮的哲学玄思，这正是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的现实需要，关注的焦点，就在传统与现实联接点上。以后各家也莫不以此为切入点。今人顾颉刚说：
    “《易》本来只是一部卜筮之书，经他们用了道家的哲理，圣王的制作和道统的故事一一点染上去，它就成了最古的、最玄妙的和圣道关系最密切的书了。于是它从《六经》之末跳到《六经》之顶！”（《古史辩·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早在汉初，讲授《易经》的人就纷纷为《易经》作传，以后又分出两派六宗。著名的有汉代《京房易传》，宋代《程氏易传》、《汉上易传》、《诚斋易传》等；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周易内传》之前，就作了个《周易外传》。那些对《周易》的注释，也是借《周易》讲出一番自己的道理，王弼的《周易注》，实际上也是一种“易传”。
   有的人干脆另立门户，僭号称王，如西汉后期的杨雄（前53－18年），将孟喜、京房的自然哲学观系统化，仿《易注》作《太玄》，自创一套符号系统：一玄、三方、九洲、二十七部、八十一首。每首相当《易经》中的一卦，又分九赞，相当于爻，共七百二十九赞。又分九个阶段，称九天，分配于一年四季之中，表示阴阳二气消长运行，万物兴衰成亡的过程。
   当时他的朋友刘歆就说，《周易》够难读了，你又来了一个《太玄》，谁能读懂它？我恐怕后人要拿它盖酱缸。孰料宋代司马光 竟是知音，不但为之作注，而且自己也另创了套《潜虚》，也有一套符号和说明。
    东汉末年的魏伯阳，则另辟蹊径，著《周易参同契》，把易与养生、炼丹等道术联系起来，创建了以道教解易的系统，为气功、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找到了动力，也是今天“科学易”的端始。
   后来佛教也充分吸收《易经》精华，形成独特的以佛解易流派。华严和禅宗关系最为密切，而作为禅宗《五叶》之一的曹洞宗，又是禅易关系中的翘楚。其后承云岩昙晟（公元７82－841年），以《坎》、《离》二卦思路，提出“宝镜三昧”新法门，作四言偈颂数百句，其中：
   如离六爻，
   偏正回互，
   叠而为三，
   变尽成五。
   此四句最为关键，但奥义秘藏，难为其解，不知难倒了多少学者，而且引起一场长达几百年的争论，断断续续直到清代才告结束。
   《宝镜三昧》提出由个别的（事）上能够显现出全体（理）的境界来。说镜里的是影子，镜外的是形貌，如此形影相睹，汝（形）不是渠（影），渠正是汝。如此别开生面，形成禅易一大特色。
   当然，这一切易注、易传，大都不是阐发《易经》思想，而是借此来阐发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且“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宋代大儒朱熹不满意这些人的行为，花了20年精力，作12卷《周易本义》，他要还清庐山真面目，依他所见，历代易学，就其解经说，其通病是空论较多，离经文本义甚远。不过，朱熹到底身为一代宗师，胸襟远阔，并不轻易否定一切,而是说只要他们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亦不应置之不理。这就给泛舟放歌者，发放了通行证。然而他自己的一套学说，却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庆元二年（1196年），宋宁宗下诏禁止程朱理学，称其为伪学，不料百年之后，1313年元仁宗诏令科举教材，只用朱熹注本，元代的学者几乎都是学习朱、程之说而起家闻名的。
   由于朱熹、二程等人的极力倡导，以及陆九渊、杨简、张载、王阳明、来之德、王夫之等人的推波助澜，终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思潮——宋明理学，在纵贯四个朝代，绵延八百年中，形成了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模式。
   理学根本精神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修身养性，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外王就是建立理想的社会，推行王道于天下。
   北宋程颐（1033－1107年）、程颢（1032－1085年）兄弟二人，驱除汉代以来的象数方法，把爻辞变得很容易理解，创造了理学家的《易》。程颐说：“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程氏遗书·卷二》）他对自己的学生，甚至规定只需看三家易学即可,“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贯通,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劲。”（《程氏文集·金堂谢君书》）这三家对象数扫除略尽，很合程颐味口，汉魏王弼首开义理先河，宋初胡瑗作《周易口义》推阐义理，又有师承关系；王安石著《易解》也属宋易中的义理学派，又是当朝权倾一时的人物。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此为河南伊川县“二程”祠庙
   程颐通过《易经》，提倡修身和改造，允许读者逐步进行，以符合官方标准。他独立地改造了《易经》，让它成为一本道德的百科全书。《易传》是他唯一的著作，在死前10年中，他因反复修改这本书，而无暇再写其它著作，但仍然不能满意，临终前他说“只说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究。”（《程氏外书·卷十一》）其实他的《易传》的理学思想内核，仍然是从《易经》本身汲取的养料，我们回头看看《易经》，便能发现先圣们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立德”从来就是最高目标，其次才是“立言”，再次才是“立业”。
   《易经》六十四卦中，有二十九卦是谈君子的道德修养问题：
   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蒙：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小畜：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有：火在上天，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蛊：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临：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大畜：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大过：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坎：水繻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遁：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大壮：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勿履。
  晋：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蹇：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益：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升：地中升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震：繻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艮：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渐：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节：泽上有木，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小过：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为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易经》对君子的道德修养的最高要求是“仁、义、礼、智”四德。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君忧也。”（《论语·述而》）
   宋明理学可称枝繁叶茂，大家迭出，值得一提的是宋杨简（1141－1226年）创立的心学解易派。他是著名心学家陆九渊的高足。陆九渊著名的论点便是“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杨简将人类主体（心）设定为易道——“人心即易道也。”正是要从《易·大传》“感而遂通”以来的原始、简单的卦爻生存状态，进入到主体性的人文高度：人类心智对现实世界的反作用。
   孟子曾说“万物皆备于我”，杨简当然是远承孟子心性论余绪，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心的天地。他认为“心”是在易学符号及其占筮实践中不断展开的。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错综互动，构成一幅包容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思维的全象图景。而根据“理一不分殊”的原理，表象差异的各卦爻在本质上，又是同质同构、同根同源的。它们都是“心”的各种具体展开形式。它们都由“心”演绎而来，因而最终又都必然回归于“心”。这样杨简可以，而且必须不放过每一具体卦爻来阐明教化，厘叙人伦，使人心向善。杨简的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二十卷解易著作《杨氏易传》和一卷提纲性的通论《己易》之中，这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心学解易派的代表作。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宋明理学“内圣”的实质，那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另一大儒王守仁也说：“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拨出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传习录》）
   理学家们认为继承尧、舜、禹、汤传下的道统，要立四句话为标准：
   人心惟危 (人心危险)，
   道心惟微（道心精微），
   惟精惟一（精研专一），
   允执厥中（诚实中庸）。（《尚书·大禹谟》）
   道心即天理，它是精微纯正的；人心就是人欲，它是危险有害的，要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当然应该“存天理，灭人欲”！
   天理、人欲是人性的两极，如果以磁体比喻，Ｎ极与Ｓ极相互排斥又不可分割；同样，自然性和社会性，在人体整体中也是无法剥离的，只有让两者和谐才能体现真正的人。
   然而，理学家们想以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实现理想的自由人格，结果走向极端，成为对人性的扭曲，从而异化为残酷的现实。 我们看看八百年前程颐与人的一段对话，便可知其端倪：                         
   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
   理学家们在塑造民族气节与风骨的同时，也禁锢了人心的灵动与创造。他们熟悉的一套，无非是亲君子、远小人，慎守吏、求贤才、修平治齐、安民靖边、经庭讲学、抑商重农，因为这一切都可以在《六经》及程朱语录中找到依据。
   这使人不禁想起欧洲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1536年他夺取了日内瓦的最高权力后,决定把这座美丽的城市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没有污染、腐化、堕落、罪恶的公社。他自认为是救世主,并深信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他的职责是教育,而其他人的职责则是学习。
   加尔文手下的宗教警察有权“访问”任何一个家庭,他们检查妇女的裙子是否过短,发式是否过高,并查看主妇手指上戴有几个戒指,并到卧室翻看柜里有几双鞋,进厨房里去看吃饭时是否超过了规定的一菜一汤,以及是否藏有糖果。这些虔诚的警察还仔细翻阅书柜里是否有未经宗教法庭许可出版的书,而向国外写信是被禁止的。仆人们要交待主人的行为,孩子们也必须陈述父母的所作所为。
   看来“存天理,灭人欲”,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思想家们在追求一种理想境界时,出现的一种异化,因为狂热的行为将真理推向了谬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每当出现这类狂热的天才时,就不再同时产生能与之抗衡的对手,所以这永远是一个“留待后人纠正”的错误。
   中国人的“最高真理”,起初是孔孟之道,这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古人不是标榜过半部论语治天下吗？！
   现在理学就是最好的规范模式，义理才是根本，象数只能归于“机巧”属于“末”的价值范畴②。
   清代同治年间，大学士倭仁上了一份奏疏，反对在北京开设同文馆：
   立国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起衰振弱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
   这种认知思维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几乎和正统士大夫的生存本能一样难以分离。当列强用炮舰撞击国门之时，那些士子心目中仍然是：
   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及纲常名教、忠孝节廉、尊中国、攘夷狄，与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脉，填胸溢臆，摇笔即来，且嚣嚣然曰：圣人之道，不外乎是。（《唐才常集·时文流毒中国论》）
   一种僵化模式深深锁住了士大夫们的心扉，偏偏他们又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阶层。在他们眼时，理学就是“绝对真理”。
   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早已磨损殆尽！
   而此刻，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北邻俄国正不遗余力地向欧洲发达国家学习，彼得大帝甚至连服装也要求欧化，去掉东方式的长袍，代之德国式的短衣、长袜。
  东邻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
   而中国却正昏昏入睡！只有一个人在痛苦地号哭，在这个朝无才相，校无才士，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的衰落时代，他早 晚号哭以求天下大治，求治不得，他就早晚号哭以求天下大乱！他就是龚自珍。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要求的不正是“存天理，灭人欲”吗？“斗私批修”、“三忠于”、“四无限”、“破四旧立四新”、“放之四海而皆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派”、“上山下乡”、“五七道路”等等，都可以在宋明理学中找到其思想原生态。这些以改造世界观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正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翻版。恰恰是人们对过头“真理”的极度厌恶，致使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和殖民文化得以乘虚而入，塑造着我们的下一代，这更是令人担忧！
   宋明理学执其一端，唯我独尊，封杀一切，以至物极必反，使清代易学又回到了象数和义理并驾齐驱的轨道上，但却未能渗透融合。其桐城方氏易学学派，发端了今天“科学易”的早期形态。而王夫之（1619－1692年）以他的易学体系，“其明有、尊生、主动等大义，是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熊十力《谈经示要》）清代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几千年来的易学源流，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说明：
    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汉代京房·焦延寿），入于 祥；再变而为陈邵(宋代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纵观一部中国历史，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其内蕴莫不贯穿《易经》精神，这就是易文化传统，是在一系列否定中积淀下来的肯定。

注释:
①《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而见《易象》，叹曰：“周礼尽在鲁矣”。
②《庄子·天下》说了一个故事：“子贡游楚，见丈人灌园，凿隧而入，抱瓮汲水而灌，用力多见功少。子贡哂笑之，荐以桔槔。曰：‘凿木如机，后重前轻。提水如抽，速如溢泉。’丈人斥曰：‘去!有机事必有机心。吾非不知也，羞而不为也!’”可见中国士大夫的守旧心态，由来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