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向阳说“中央帝国的衰落与西方列强的崛起！

    古希腊智者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60——前480年)曾宣称：“万物皆数。”他认为数是大自然的语言，就连天体也不过是一组和谐的数字，大自然的种种法则，无不体现数的关系，而上帝则用数来统御宇宙。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数学定理，欣喜之余，竟杀了一百头牛来祭祀，用以感谢智慧之神的启示!这个定理，西方人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但是中国人却早在五、六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并称之为“勾股定理”，这是从河图洛书中推衍而来的。公元前1100年时，周公与大臣商高有过一次谈话：
   “我听说大夫擅长数学，请问古时候伏羲氏怎样测量天文和制定历法的。天没有可供攀登的台阶，地又不能用尺寸去测量，请问那些数据是怎样求出来的?”商高回答说：“求出数据的方法来自圆方的几何学，圆的一些数据从方求出，方的一些数据通过直角三角形求出，直角三角形的数据又通过四则运算求出。例如折转拼合直角三角形，就可以得出勾三股四弦五的结论。”(《周髀算经》)
    中国人开平方、开立方、口诀运算、线性方程、一元高次方程、筹算、珠算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然而中央帝国并不知道在万里之遥，还有一个爱琴海文明。也不知道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德、柏拉图、亚里土多德、托勒密……这样一批智者。正是他们以清晰的定义、严密的论证、演绎体系，发端了欧罗巴大陆的文明，并在数千年中影响着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后来，爱因斯坦说：“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个逻辑体系的奇迹，这个逻辑体系如此精密地一步一步推进，以至它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绝对不容置疑的——我这里说的是欧几里德几何。”
    然而公元641年，阿拉伯人焚烧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给这个后来因保守而日渐窒息的文明，以最后致命的一击!直到公元十二世纪，欧洲人还在使用非位值制的罗马记数法，这使得四则运算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在数学上再度创新了。据考证，在古典时期，希腊人和罗马人所了解的技术，比他们实际应用的要多。奴隶制度妨碍了引入节约能量和劳力的装置。尽管他们已经有了矿 井、钟和各种小机械，但是无论畜力、水力、还是风力都没有有效地加以利用。
    罗马皇帝台比留(Tiberius，前42—公元37年)销毁了据说是不会破碎的玻璃的配方，处死了那位发明者。因为他害怕不会破碎的玻璃会贬低金子、银子和宝石的价值。而一另位罗马皇帝维斯佩基安（Vespasian，公元9-79年），则要仁慈得多，他在位时，有人发明了一套滑轮和杠杆系统，可以有效地升起和挪走石柱，他赏给发明者一笔钱，但下令折毁这付器具。他耽心这种装置会减少劳力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发起，很快遍及整个欧洲。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觉醒思潮，神的利益不再至高无尚了！思想家们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桎梏，史称人文主义。这是一个真正的开端——学者们用既不相信亚里士多德，又不相信神学的态度，重新阐述观察体验到的最基本的事实。
    作为罕见的天才，达·芬奇(1483—1520年)精细的观察几乎无所不至，从海里的化石直到月亮上的阴影。
    而遵循“自然喜爱简单”理性原则的哥白尼，力图用最简洁的解释系统来理解天体机制——这导使他提出了日心说假说。
    伽里略注重实验，他从比萨斜塔上推进了重力定律的概念。用望远镜武装起来的开普勒，证明行星环太阳轨道，是一个椭圆，而不是最简单的圆形，从而补充改进了哥白尼的理论。
    而牛顿则把天体和地球上的物理现象统一起来，为近代物理学奠定了基础。科学从基督教教义中解放出来，才造成这种新的开端。
    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成为一种时尚，以后又成为一种官方准则。1705年，牛顿被封为爵士，英王安妮和王子特地步行到剑桥大学参加授爵典礼，以示重视。而俄国沙皇两次聘请大数学家欧拉到彼得堡讲学。欧拉向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推荐拉格朗日接任自己之位，腓特烈大帝立即写信称：“欧洲最大之王，希望欧洲最大的数学家在他的宫廷中。”
    拉格朗日在腓特烈大帝死后，又去了巴黎。大革命爆发时，所有外国人一律被驱逐出境，但是政府特别声明，拉格朗日在这条法令之外。
    中国在公元1314年重新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是唐代设置的“明算”科(数学)却被取消了。宋代与元初的数学成就已无人知晓了。
    1638年有人在苏州承天寺井中，发现一本三百多年前写的《心史》，因用铁函密封，又称《铁函心史》。书中记载：
   “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盖元初定天下，其轻重大概如此。”
    大儒王世贞在《增评加批历史纲鉴补卷》中叹道：“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考元史不载此制，盖为世祖讳也。”(注：有记载称，八娼、九儒、十丐。)20世纪的“文革”中，知识份子又被称之“臭老九”，盖应源于此!呜乎哀哉!
    元代始于1279年，大科学家郭守敬(1231—1316年)已经48岁，他死后，历法三百多年没有人修改。大数学家朱世桢晚年的力作《四元玉鉴》(1303年)，在他死后也随之湮灭。17世纪西方代数传入我国，译作“借根方”。有一位叫梅珏成的学者，在精研了借根方之后，又无意中读到了郭守敬的《授时历草》、朱世桢的《四元玉鉴》，不禁恍然大悟，所谓借根方，就是中国的“天元术”。中国人五百年前就知道了，而且更为严谨清晰。
    这个梅珏成，让西洋人大大吃了一惊!同样也让国人大大吃了一惊!但是民族的自尊，常常扭曲为阿Q式的自大：“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正传·优胜记略》)这是当时士大夫中最常见的一种心态。
    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末的一百多年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谓太平盛世，有记载的文字狱就有七、八十起，思想禁锢，学术封杀。鲁迅先生说：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哭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叫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概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坟·看镜有感》)。
    我们的科学技术远远地落后了!虽然令人痛心疾首，但并不可怕，我们还可以奋起直追。可怕的是在朝在野普遍的麻木不仁!而祖宗的攘外之法，又偏是那样的不济事。汉代用女人和亲；宋代用钱帛贿敌；而明代则用修长城的办法，企图挡住从白山黑水席卷而来的铁骑、长矢!清代干脆闭关锁国!不料，人家船坚炮利，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只好开门揖盗，任人宰割了一百余年!以至现在的中学生们，最头疼近代史，要记住的不平等条约实在是太多了!直到五四运动有请德谟克拉西先生和赛西斯先生的呼声，才惊醒、震憾了中国这头睡狮！才使中国同胞知道民主、科学，乃是可顺不可逆的世界大潮!    更多相关内容，请点击武汉易学大讲堂大家说易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