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学周易2：赵向阳说汝有大疑谋及卜筮!

?　　初民们以卜筮窥测神旨，每事必卜，稍有遗漏，则茫然不知所从。殷墟出土甲骨文有15万片之巨，几乎全是记录占卜内容的。司马迁说：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巳。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筮龟，不易之道也。”(《史记·龟策列传》)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在“民神杂糅”时期，操作卜筮的巫师，混同一般群众，鱼水不分。从上到下无不诚惶诚恐地“奉天承运”，但统治者热衷于此，则另有心机。
　　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指民众不会非议)，日而行事，则必践之。(《礼记·曲礼》)这恐怕是愚民政策的端始，但也有相反情形，掌管卜筮的巫师有时也会愚弄天子。《洪范》载：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你要办的事，虽然臣及民都不同意，卜和筮的结果认为可办，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百姓要办的事，虽然你和臣都不同意，卜和筮的结果认为可办，吉。)
　　可见夏商之时，天子和臣民都可借卜筮行事，其关节点便是巫师对某件事所持有的态度。恩格斯精辟地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运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马恩全集·第20卷》)
　　司马迁说，“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日者列传》)太卜为掌管卜筮最高官员，下属官员多达185人，《周礼·春官》载：
　　卜师(上士，掌龟卜);
　　卜人(中士、下士，太卜及卜师之助理);
　　龟人(中士、掌取、藏龟、治龟);
　　氏(下士，掌供灼龟之具);
　　占人(下士，掌视蓍龟之兆卦);
　　筮人(中士，掌筮事);
　　太卜的主要工作内容，《周礼·春官宗伯》中记载得十分明确：
　　“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
　　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角奇梦，三曰咸陡，其经运十，其别九十。”
　　《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殷周之卜辞皆书契于龟甲之上。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6种内容：
　　(1)署辞 加工及保管龟甲的人名，记录在龟甲上，称署辞。
　　(2)前辞 占卜日期(干支)及占卜人的名字,也要记录，称前辞。
? ? (3)兆辞 贞卜一事，常灼龟多次，故得兆亦先后之分,其次序也要用数字符号记录兆旁,称兆辞。
　　(4)贞辞 所卜之事称贞辞。
　　(5)验辞 是否应验，加以记载，称验辞。
　　最后还有一项工作要做，“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周礼·占人》)系币是将筮辞、结果、休咎应验情况书写帛上，附于卦象之后。积累多了，则分类整理，成为易卦和爻辞雏形。
　　早在西周初期，这个系统整理工作就已完成，但西周中期尚无卦画、爻辞，易卦仍以数字表示，直到两周交替之时，才增补进去。经过长时期汇集、整理，历经许多史官、筮者之手，大约东周之际，《周易》终于完成。
　　卜筮，是上古之时，两种不同而又互相参照的预测方法，后用于统称一切占卜行为。《礼记·曲礼》说：“龟为卜，?为筮，亦作策。”是计数工具。初时用竹，后用蓍草。古人认为“龟长筮短”，大事用龟，小事用筮。所谓“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左传·僖公四年》记：“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
　　六朝时，宋浦阳江有琵琶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水经注》)可见古人一般都以卜、筮参照，尽管开阔了思路，但一有矛盾，选择上就颇费踌躇，不管如何，神旨始终正确。
　　《史记·龟策列传》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东汉以后，过于繁复的龟卜渐渐衰微，改由较简单的筮法取而代之。稍后，又出现了以后天人造的“棋”、“铜钱”，取代带有大自然灵气的龟甲、蓍草、竹枝等卜筮工具。而且卜筮合流，统一于《易经》，其它各家亦不出《易经》范围。

　　清代学者纪晓岚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四库全书提要》)
　 《易经》最早应用史实，有案可稽的是公元前672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卦是国家的光辉，成为王者的宾客有利。)《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 ? 卜筮不是算命，而是原始社会中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一种手段。《易经》说“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基础上归纳形成的认识系统，是对客观世界的折射，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因而具有极大的启示功能。
　　统计表明，《易经》共有卦爻辞450条，其中卦辞64条，爻辞386条，分为：
　　吉类166处，占43%;
　　无咎类108处，占28%;
　　凶类94处，不足25%;
　　吉、无咎与凶厉互转17次;
　　吉转凶(吝)仅2处。
? 　表示肯定的为：吉、亨、利、喜、誉、祥、休、得、功等;
　　表示否定的为：凶、厉、悔、吝、忧、险等。
　　大得失，以吉凶明之;
　　小得失，以悔吝示之;
　　善补过，以无咎说之。
　 《易经》筮辞可分三类：
　　吉(包括亨、利);
　　凶(包括厉、悔、吝);
　　无咎(包括无悔、悔亡、无吝、有终)。
　　清代陈梦雷认为，悔是由凶到吉，心每有之而不忘，积而成吉;吝是由吉到凶，口以为是，文过不改，积而成凶。用文字之形解释悔吝，悔吝为临界状态(Criticalstate)。
　　《淮南子·人间训》记：“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爻辞陈示了欲益反损，欲损反益的可能性。
　　据《左传》、《国语》所记卦例分析，出现遇吉不吉，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的占筮;遇凶不凶，《国语·晋语》重耳的占筮。当事人都将行为之主体的德行视为判断吉凶的重要依据，不顾《易经》指示，而直接从现实经验中，对命运作出判断。古人甚至相信德行可以感天动地，圣人常有超越常人的行为：“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柴，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文选·思玄赋》) 《易经》特别强调道德修养，认为是获吉去凶的根本途径，很多卦、爻辞中，直接阐明了立德的具体标准。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
　　《履》，德之基也;
　　《谦》，德之柄也;
　　《复》，德之本也;
? 　《恒》，德之固也;
　　《损》，德之修也;
　　《益》，德之裕也;
　　《困》，德之辩也;
　　《井》，德之地也;
　　《巽》，德之制也。
　　《易经》论断吉凶，所依据大都是预先假定的主客观因素，都没有超出社会经验之外的东西。如《坤卦·文言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所以，视《易经》为迷信，就失之于浅薄。
　　下面一段话颇值得读之、赏之、品之、悟之：“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易·系辞上传》)
　　《易经》提供了一种人与未知世界沟通的方式，这是它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今人李镜池先生归纳了《易经》爻辞，发现当时社会各阶层都有人求测，他分类为十二：君王、侯、大人、君子、文人、武人、幽人、职官、妇人、小人、丈夫、小子。可以说从贵族阶层到平民社会，都在利用占筮指导生活。这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文化现象，人类从心灵深处渴望预知未来，并一直苦苦地寻求着各种方法，所以不能简单地以迷信视之。
　　有些聪明人，以为预测者仅仅靠察颜观色混一口饭吃，答话也多半是“父在母先亡”之类的两可之辞。这类佐证事例太多，明清笔记中，有一则故事说三个秀才赶考，测功名，算命先生一言不发，举一个指头算是答案。不管如何，都必言中。
　　西方亦有类似故事：古代利迪亚国王克罗修斯有一次问通灵者,如果他侵略波斯将会发生什么?回答是:一个伟大的王国会崩溃。克罗修斯以为是指波斯帝国,结果陷落的却是他自己的王国,他后来被架在柴堆上活活烧死。
　　江湖术士的滑头，不足为训。平心而论，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滥竽之徒，也能接二连三地抖擞出种种笑料。但我们却不能以此来否定这个行业，我们只能否定虚假的东西。同样，当你面对一件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事物时，切忌以偏概全! ? 武汉易学大讲堂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