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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像与蒙太奇

来源：作者：admin时间：2014-10-23浏览次数：1378

武汉易学大讲堂测字
    中国汉字与蒙太奇颇有相通之处。细细辨析两者,常让人恍然之余又觉欣然。奇怪的是, 为何以前却无人拾荒 ?
    蒙太奇原为法文建筑学术语，指结构及组合方法。电影界借用它，特指镜头组接方式。美国导演格里菲斯发现了它（1908年《黄金之迷》），但是前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则将其发展为一门绝妙的艺术。他运用镜头进行不同的组合，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表现。前苏联导演库里肖夫（1899－1970年），做过一个著名的试验，他拍下电影演员莫兹尤辛毫无表情的面孔，然后与一盆热汤、一具女尸、一个微笑的婴儿的画面相对照，莫兹尤辛的面孔似乎逐渐轮流带有食欲、痛苦、柔情的色彩，这便是揭示画面内在辩证法的库里肖夫效应。
    爱森斯坦说：“联接在一起的任何两段影片，都必然组合成一种新的表现，并作为一种新的质从这种并列中产生出来。”（《一个电影艺术家的思索》）
    我们用蒙太奇的方法分析汉字，会发现老祖宗们早就运用自如了：
    鲜，从鱼从羊，鱼肉、羊肉都很香，是上等佳肴；
    美，从羊从大，大羊才有美感。
    反映猎人时代的饮食文化和审美情趣。
    我，从禾从戈，以戈护粮；
    私，从禾从厶（鼻子象形），自指鼻子说这是我的。
    反映原始公有制瓦解，农耕社会后的私有制。
    武，从止，从戈，止戈为武；
    取，从耳，从又，割耳领赏。
    反映当时对战争的认识及战场实况。
    除了构字以外，运用蒙太奇手法，汉字可以从字、词、句、段、篇，一层一层地组合，完整地表达很复杂的意思，文字的魅力绝不亚于一部出色影片。
    爱森斯坦在他的著作《蒙太奇1938》中，分析了达•芬奇，普希金、莫泊桑和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例子，其实中国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同样俯首可拾。《聊斋志异》中有一个故事说：
    几个浮浪弟子，硬拉狐仙同座饮酒，狐不善饮，以说典相代：“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着狐腋冠，见国王。王见而异之，问：‘何皮毛，温厚乃尔？’大臣以狐对。王言：‘这物生平未曾得闻。狐字画何等？’使臣书空而奏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
    这可称悬念蒙太奇,恐怕爱森斯坦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这是中国独有的机智。
    诗词里面同样反映了蒙太奇规律：
    （对列）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李白）
    （对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
    （暗示）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李白）
    （譬喻）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归。（杜甫）
    蒙太奇揭示了隐蔽在事物、人或事件之间的关系，以致爱森斯坦充满自信地说：“对我来说，蒙太奇是赋予两个静态画面以运动（即思想）的手段。”他甚至宣布要拍摄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他对自己的思维蒙太奇有着深刻的把握。
    蒙太奇思维与《易经》思维都是“观物取象，取象比类，比类表意。所谓“两个片断的并列更是它们的积而不是和。”（爱森斯坦）
    蒙太奇是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高度凝炼后，艺术地揭示内涵，表现给观众。如：
    婚礼过程中，从开着的窗户看到一队送葬的行列，它象征将以两个配偶的悲惨死亡告终的这种结合的过错。
    两位艺术家唱一支二重唱的情歌，而他们却互相仇视，倒是藏在布景后面的一对情人用上了充满热情的歌词。
《易经》是从自然状态取卦，通过偶然中表现出来的必然，揭示内涵，指明事物发展的趋势。如：
    宋代易学大师邵雍，见一位老人从东南方走来，脸有忧色，感到奇怪，占了一卦，老人属乾，为上卦，所在巽方为下卦，组合为天风姤卦，四爻动，《易经》姤卦九四爻辞说：“包无鱼，起凶。”爻辞不吉，就卦说，巽卦木为体，乾卦金克之；互卦中又出现了两个乾卦，全都是克体卦，没有生气，且在途中，应验必速。邵雍告诉老人：“你在五天之内，要小心出入，恐怕有大祸。”果然，五天之内，老人赴喜宴时，被鱼骨鲠死。
    八卦之间的重组，产生六十四个全方位的模型，加上384爻的象征意义，因此它能以抽象性的特点，达到普适性的要求。这使它的孪生兄弟——中国汉字，也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以研究卦象的方式，来研究汉字，战国时期便已有之，经过唐宋之际的泛滥，到明清时候更是穿凿附会，匪夷所思。
    这是一门寻找“隐参数”的学问，同时也是一种可以信口开河的文字游戏！但是不管真假，都不乏风趣和机智。我们看看拆字先生是如何解释十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颠倒不自由，凭空下玉钩，两人却把一人休，可意人儿，心不应口，要成就，怎能勾，巴不的一点上心头。向平康将八字推，求辜恩负义，露尾藏头，任人丢。一发把弓鞋撇却，无心绣。
    职业拆字先生的一套说词,可见小说《红楼梦》里的一个场景：
    因为贾宝玉的玉丢了，贾府管家林之孝去大街上找摆摊测字的刘铁嘴，结果拈出一个“赏”字。刘铁嘴说：“丢了东西不是？‘赏’字上头一个‘小’字，下面是一个‘口’字，说明这件东西嘴里放得，必是珠子宝石。并且‘赏’字下面是一个‘贝’字，拆开不成一个‘见’字，可不是不见了！因为上头有个‘当’字，快到当铺里去找。‘赏’字加‘人’字，就成了‘偿’字，只要找到当铺就有人，有了人便赎了来，可不是偿还了吗？”
    这是一种不断变换视点的自由联想，好像电影导演不断切入各种特写镜头，强调他对剧情理解后的表现。
    本世纪初，一个叫Ｃ•Ａ•斯密士（1864－1959年）的英国摄影师，发现摄影机的视点可以自由变换，这使电影界立刻获得了无边的“法力”，犹如阿拉丁得到神灯。
    如果他见到中国的《易经》，一定会有一种如逢知己的感觉，因为《易经》体现的正是全方位视点。西洋油画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透视关系，而中国画则不受此限，不论是董源写江南山，还是米芾写南齐山，你看那重重山、叠叠水、层层树，个个人，无不悉悉可见。尺幅之间，便山前山后看得仔细，便得着个大千世界。这就是不定位置的散点透视法，这种方法直接从《易经》而来。除了这种观像的视点外，一般像都有着自己外在的规定性。戏剧中，生、旦、净、末、丑，被各自的脸谱规定，以脸谱像作为角色识别标志。封建官场中，一至九品，以服色为规定，层次井然，不得僭越。
    像与像之间出现组合，便会产生一种新的含意，孔乙己穿长衫，而站着喝酒，这是两种像的组合，透出丰富的内涵信息，一般人都可解读。生活中随时随地都会有各种像在组合，有多深的功力，便能解读到多深的程度，这可称蒙太奇，亦可称断卦，那么卦像预测又有什么可神秘的呢？又何为迷信呢②！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终身都在希望创制一种普适的符号语言,不是拼音而是表意,他称之为“人类思想字母表”。正在他苦苦探索时,1703年4月1日他收到传教士鲍威特(J•Bouvet1656——1730年)从中国寄来的两张图,一张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Segnegation Table),另一张是“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Squane and Cinculan Annangement),莱布尼茨从中发现了“逢二进一”的二进制原理,即000,001,010,011,100……；但却没有发现 “逢一进二”的横向二进制进位原理,即20,21,22,23……前者是形式逻辑,后者是辨证逻辑。伟大的先哲亚里士多德使他怯懦了!他不敢超越这位智者而多走一步,这位发明计算机的先驱,尽管已经拿到了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却终于未能跨过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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